明式家具有两大制作重镇——福建地区和江苏地区。福建沿海的漳州、泉州、福州、莆田地区的产品称为“闽作”、“闽式”。其成就是建立在明清泉州、漳州、福州、莆田地区海外贸易繁荣和走私活动兴旺之上的，而明代隆庆开关又如久旱之甘霖，滋润了海外物产的进口和加工。

谈起闽作，势必要回首四百多年前的隆庆开关。仅是从文物鉴赏角度观察，隆庆开关与黄花梨家具息息相关，对明末文玩之盛功德大矣。当然，宏观看，国计民生为此改变巨大。

1567年，明代隆庆皇帝登基，就在这一年，隆庆元年，隆庆皇帝准福建巡抚凃泽民奏议，开福建漳州月港为对外口岸，准许民间私人对东洋、西洋进行贸易，史称“隆庆开关”。

宋元时期，泉州已是东南沿海的重要贸易口岸。宋元时期，泉州后诸港成为东方第一港。明代以后，福州的海运也逐渐发达，而泉州的安海港取代了后诸港。明晚期后，彰州的月湾取代了安海港的中心地位。

明代洪武朝下禁海令后，恶法兴恶匪，更助江洋大盗，民间海商遂沦为走私海盗，由走私贸易发展起来的通商口岸，遍布福建沿海各地，其中以漳州、泉州二府最为突出，“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濒海大姓私造舰，岁出诸番市场”。漳州月港形如月亮而得名，“僻处海隅，俗如外化”。因偏僻不被官署注意，走私集团逐渐势大，“居民多货番善盗”，官府连年围打，已剿不胜剿。嘉靖年，这里成为东南最大的民间贸易（走私）口岸，又有“闽南一大都会”。

民间力量强大后，至尊的朝廷也要退让，旧日的法规和价值评说也会因时因事而易。为解决朝廷财政拮据，尤其是要解除海盗困扰，明朝廷被迫在月港开关。

征战倭寇（其间多为中国海商、海盗）多年的名将戚继光被调往北方蓟州为守将。

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海外贸易语境下的新时代开始了。

至万历年，月港贸易达到繁盛，取代泉州、福州港，为福建第一大港。

旮旯海湾，一步大棋，影响至深。有学者推算，隆庆开关后，至明朝结束，贸易让大明帝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德国学者弗兰克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的百年间，由于在欧亚贸易中，对方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相当于全世界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流入中国。（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如此巨额的白银流人中国，势必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影响。出口的生丝、丝织品，主要来自太湖流域，以及以这一地区的“湖丝”为原料生产丝织品的闽广地区，大量的外销，必然带动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明清时代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由此可以获得索解。”（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海上贸易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直接影响，一是极大地促进了晚明“近代社会转型”“早期工业化”（前几十年，多以“资本主义萌芽”概念名之）的发展，二是导致江浙一带手工业的极大繁荣。这两点是理解包括明式家具在内的晚明艺术品勃兴的另一个基础点。

对于海商来讲，变犯禁走私为正常纳税贸易，洗黑为白，贸易量自然陡增。硬木材料从嘉靖年已经开始出现需求，不过是走私为之。现在可以由合法渠道大规模输入。原料滚滚而来，这正是隆庆、万历年间，黄花梨、紫檀等硬木家具浩荡而出的主因。

正如后来清康熙在广州重新开关，导致广作家具勃兴。广州在清中期后成为天子宫廷的家具“南库”，执掌整个清式家具的制作天下。口岸造就和壮大了城市，城市成为加工制造基地，木材的进口重要口岸地区自然成为家具的制作重镇。晚明清初，福建沿海的几个城市为重要的口岸，福建成为明式家具最大、最早的生产基地。

同理，再向后看，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上海逐渐成为制造和文化中心，苏州自明代以来的文化中心地位被取代。在清晚期、民国，红木家具生产的重镇一个是上海，另一个是广东。

由于早期著作只是提及苏作、广作及“京作”，古董从业者早年念及商业机密，许多黄花梨器物出自福建地区的情况被隐瞒，致使过去人们强调古典家具的苏作、广作和京作，“闽作”一直无闻于世，一直连概念都未形成。名分尚无，遑论其他。

闽作在明式家具中地位不得小觑。其艺术成就与苏作不分轩轾，其制作数量当超过苏作。

那么，闽作明式家具是什么形态的呢？可以归纳六个基本特点：

（1）闽作明式家具起步最早，得海运港口便利之助。

（2）闽作明式家具数量巨大，亦受益地缘优势。

（3）闽作家具用料粗硕，器型高大。口岸之便，遂有洋木之饶。闽作（以及后来的广作）煌煌大料就近可取的近水楼台之便，造就了闽作豪放的用料方式和高大宏伟的形制风格。这一点明清两朝硬木家具概莫能外。

（4）闽作家具雕刻发达，超越苏作，纹饰图案豪放华美，秾华绮丽；线条有方正有力者，又有曲卷圆润者。

（5）闽作家具其风格源远流长，至晚清民国，仍传承于硬木家具上。

（6）早期闽作与苏作形态上有极大的相同性，越到后期，各自的地方风格越明显。

贸易和口岸造就和繁荣了城市，而城市是艺术品和手工艺品的制作平台。在“闽南一大都会”和隆庆开关的背景下，闽作明式家具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具体罗汉床而言，苏作罗汉床围板拐角处均为直角，闽作围子板拐角处有下洼曲线。这成为区别闽作与苏作罗汉床的重要标识。另外闽作罗汉床还有一些特点：或腿足高，或侧面有罗锅枨，或有特殊的高低台式线条，或侧围子前端外翻，或围子边沿外卷。实例如下：

1.黄花梨独围板罗汉床

黄花梨独围板罗汉床（图1）三面独围板。后面围板上沿为罗锅枨式轮廓，两端有下洼形弧线，突显曲线柔和的变化。下洼的弧线消解了宽大的围板单调。肥材瘦之，用料豪奢。侧围板前端为方角，但轻微外翻，弧度优美。但是这轻巧的外翻，厚料薄用，基础是他处大面积的铲地，是料的废弃。

床下身为四面平变体，即假四面平型，边抹稍喷出，面沿平直，方直腿与牙板小圆角相交，腿稍高，马蹄足磨损严重。

图1_明末清初黄花梨独围板罗汉床，长202.5厘米、宽86.4厘米、高91厘米（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2015年秋季）

2.黄花梨罗锅枨罗汉床

黄花梨罗锅枨罗汉床（图2）三面独围板，各个围板拐角处呈现下凹的曲线。后面围板为罗锅枨式轮廓，侧围板前端轻微外翻。

后围板、侧围板外侧边缘均起粗阳线，为求一线之美，豪放地铲去大面积材料，此乃闽作代表之一。

图2_明末清初-清早期黄花梨独板罗汉床，长203厘米、宽101.5厘米、高94厘米（选自洪光明:《明式家具之美》）

床盘面沿的下半部铲地，出高低台式线脚（图2-1），这种起线的样貌也是闽作的一大特征。

其前后腿间有罗锅枨，又是闽作的特征，而且是重要特征。

本例为有束腰式，上例罗汉床为无束腰式。本例是前后腿间有罗锅枨，上例没有罗锅枨。

图2-1_黄花梨罗汉床床盘面沿上的高低台式线脚

3.黄花梨螭龙纹罗汉床

黄花梨螭龙纹罗汉床（图3）三弯腿，足端雕内卷云纹。围板、牙板、腿足上布满雕饰，是满雕明式家具的代表作。其正面和侧面围板、牙板、腿肩三处均雕螭龙纹。

后面围板上，中心为螭龙体福字，其左右两侧雕有螭龙体寿字。两个寿字形态有所不同。其间分布大小数条螭龙，螭龙口开如啸。

围板上的寿字、福字纹的偏旁部首都是由螭龙纹变体而来的。螭龙体福字左偏旁犹如站立的小螭龙，右偏旁上下均有螭龙头。左右两个寿字中也含有螭龙纹。

这些寿字、福字的语境均是苍龙教子，此例极典型。这是清早中期出现的装饰形态。

图3_清早中期黄花梨螭龙纹罗汉床，长218厘米、宽125.7厘米、高85.7厘米（选自安思远：《洪氏藏木器百图》）

后围板上的螭龙纹中，还有一种前足立起的螭龙，或回首，或团身，奔走呼喊、相互相应。可称为走兽式螭龙纹，前所未见。

两边侧围板上，正背面各雕一组螭龙纹，图案中心雕螭龙体寿字。

牙板中心置分心花，其上为草叶蔓卷状的螭尾纹，饱满繁复。两侧各雕张嘴螭龙，牙板两端边缘为多重牙状曲线，三弯形腿足上雕螭尾纹。

以上这些螭龙纹大小不等，群龙成群，或相互对称，或参差交错。图案设计用心良苦，子母螭龙纹强大的寓意主题变幻出各种图案花样以及庞大的形态体系。

黄花梨家具上的螭龙纹造型发展是不断创新的过程，由初期的写实发展为晚期的面貌多样，最后的形象近乎抽象怪异。它的形式时时在变，但大嘴贲张的样貌和所指寓意一直未变。

此床围板拐角处均有大洼曲线，为闽作，列于此目的是说明三弯腿罗汉床式。

4.黄花梨鸾凤纹罗汉床

黄花梨螭凤纹罗汉床（图4）是有雕刻纹饰的闽作罗汉床的范例。边框起多重繁复、华美的线脚。正面、侧面围板拐角处有下洼曲线，柔和而优雅。

后面围板中间绦环板上雕有鸾凤纹，一雌一雄，双鸟振翅飞翔，缱绻缠绵，寓意鸾凤和鸣，表达了对夫妇和美的祝愿。鸾凤形象栩栩如生，神态优美而自然，雕刻细节一丝不苟，工艺上堪称明式家具中透雕的杰作。

图4_清早期黄花梨鸾凤纹罗汉床，长214厘米、宽127厘米、高88.9厘米（选自楠希·白灵安：《屏居佳器——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家具》）

床盘冰盘沿，矮束腰，壶门式牙板上雕有两组完整的子母螭龙纹，左右两侧各有一只大螭龙和一只小螭龙，两端螭尾纹上出现灵芝纹。

三弯腿，内翻云纹足。足面上有拐子纹，明确其年代。

这是闽式的杰作，也是黄花梨家具雕饰时期罗汉床的经典、美器的代表。其花团锦簇的富贵之姿、狂欢之态，完全可以改变人们对明式家具“简约质朴”的片面定义。

当代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说：“我的作品不是那种由功能推导出形体的建筑，而是追随着美学的脚步，更进一步说，是追随着女人的脚步”。这个论述对理解明式家具中的一些奇妙珍品有所启发。

作者简介：

全联艺术红木家具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明清家具研究学者张辉

张辉，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任职河北省博物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后，在北京多家出版社任策划组稿编辑，并创建北京紫都苑图书发行公司。著有《曾国藩之谜》（经济日报出版社），整理《曾国藩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中国通史》（中国档案出版社）、《中国名画全集》（京华出版社）、《古董收藏价格书系》（远方出版社）等著作。从2000年开始，从事明清家具、文玩古董收藏和研究，现为三家专业艺术媒体专栏作家。将考古学、人类学、图像学、历史学之方法论引入家具研究。2017年出版《明式家具图案研究》（故宫出版社）。

（来源：第四十八期《品牌红木》杂志  张辉∕文  张星∕编辑）